对活跃在义乌的数万阿拉伯商人来说，这真是一个暖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阿拉伯之春”4年来给一些阿拉伯国家带来的动荡也仍在持续，但在义乌，阿拉伯商人的生意却依旧红火。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驶入快车道，为搭上这趟便车，来自也门、沙特、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国的商人纷纷拥进义乌，很多人还在这里安居乐业。这两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又让这个特殊的群体有了更多期盼，对义乌有了更多“依恋”。1月底2月初，《环球时报》记者到义乌采访，听阿拉伯商人讲自己的酸甜苦辣，讲他们在中国正在追逐或已经实现的梦想。

中东商人“多条腿走路”

“你们外地人都以为义乌只是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我告诉你，义乌早就成了一个国际化大城市。”在从机场到市区的出租车上，一名自称是义乌本地人的司机自豪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还特意强调：“我们这里老外多着呢，尤其是阿拉伯国家来的。”曾有报道说常驻义乌的外商有1.3万人，当地清真寺阿訇伊勒亚斯·刘广乾摇摇头，告诉记者：“现在肯定不止，保守估计只阿拉伯商人就得三四万。”

34岁的也门人诺曼身穿亮灰色西装，赶来见《环球时报》记者时，连声用流利的汉语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原来，采访那天恰逢义乌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诺曼被邀请去旁听。会议结束后，市政府还专门举办外籍人士座谈会，各部门负责人悉数参加，与10位外籍代表讨论大家平时关心或遇到的问题，各自发表看法和意见。诺曼说：“今天会上讨论得太激烈了，所以我来得有些晚了。我很荣幸，通过参加这种会议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城市发展政策和政府工作重点。这种座谈会一年至少两次，一般气氛都比较活跃，有什么都能开诚布公地说出来，我觉得非常好。”

16年前，诺曼还是也门一名普通高中生，当时正好有一个中也两国政府合办的交流项目，选拔20名本科生和20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免费来中国读书。诺曼很幸运，通过考试并进入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学习。“可能是和中国有缘的”诺曼非常珍惜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从1999年来中国一直到2005年，6年都没有回过也门一次。诺曼说，“我抓紧一切时间拼命读书，我要留在中国。”求学之余，为一个从义乌进货的巴基斯坦商人做翻译的经历，让诺曼很快发现义乌这座看似不起眼的城市隐藏着巨大商机，低价买进的商品转手卖出就能赚钱。大学毕业3年后，诺曼于2007年注册成立了一家外贸公司，从只有3个人的小公司，经过辛苦打拼，现在在义乌商务中心租了2层共400平方米的办公室。他还给公司员工提供宿舍，为的是“让员工有家的感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中东地区动荡不安的局势，甚至在中国风风火火的电子商务都让在义乌打拼的外贸公司面临挑战，有的做了赔本买卖。但让诺曼有点得意的是，不算他在广州的分公司，仅义乌这家公司的出货量每年就达到数千万元人民币。诺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的客户主要集中在沙特等中东地区，他们对商品的要求严格，每次都亲自来看。我们公司多年来一直秉着诚信的原则踏踏实实做生意，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让他们对我很放心，所以我们的老客户非但没有流失，还会给我介绍新客户，我们的营业额一直在涨。”据诺曼讲，这些客户的特点是订单数量庞大且种类丰富，饰品、鞋类、玩具、日用品、装饰品等等，“要什么就卖什么，多条腿走路”。诺曼说：“我已经把妻子接到义乌来了，我们打算在中国定居，不回去了。”

也门商人诺曼只是众多阿拉伯商人的一个成功的缩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金融危机加大了阿拉伯国家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首先，阿拉伯国家原本就不强的制造业可以说雪上加霜，但‘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依然还在，中国货物在当地市场依旧受青睐;其次，人民币在金融方面的可信度得到提高，2009年贸易自由化之后尤其明显。中国制造的销量逐年增长。当地对中国的信赖度也在上升。”

39岁的伊拉克商人扎纳用“恐惧、爆炸和危险”3个词形容过去十几年的伊拉克，因此，他格外珍惜在中国的生活。扎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义乌，他的公司在高峰期每年能出口数百个“柜子”。“柜子”指集装箱，每个集装箱可装68立方米的货物。扎纳说：“我只能算是80%的中国人，但我的3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他们就是中国人。”

扎纳说，中国也不是什么都好，最让他困扰的是某些商人偷奸耍滑。有一次，扎纳接了一个地毯的订单，他找到生产工厂一遍一遍沟通各种细节，包括用料、设计、颜色等，可最后出来的成品却和事先约定的大相径庭。“我们要求的重量是4公斤，结果只有2.5公斤，中间很多材料被省去了。还有，我们的订单一般数量很大，好几个‘柜子’，不可能一条一条验货。所以我们验了十几条就发货了，结果我的客户拒付尾款，原因是地毯质量很差。”扎纳谈到自己的梦想时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在中国开一家工厂，这样我就可以自己生产，产品质量就能得到保障。”

阿拉伯商人在义乌口碑不错

实际上，在义乌的外商中，阿拉伯商人、非洲商人和印度商人是三个主要群体，当地人对阿拉伯商人的评价最高。义乌日用品生意人周祥龙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和阿拉伯商人做生意问题不大，和有的非洲商人做生意要小心，有的印度商人信誉也不好，能不做就不做。他们有的拖欠货款不付，有的干脆跑了。我们都是小本买卖，经不起这种折腾。”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2014年发往阿拉伯国家的货物出口额占义乌出口总额的51%，这一数据在2013年是49.6%。不难看出，占了半壁江山的阿拉伯商人为义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谈起阿拉伯商人是怎么发现义乌这块宝地的，伊勒亚斯·刘广乾阿訇说，最早来义乌的是喀什和乌鲁木齐的新疆商人，他们从这里低价进货，再高价卖到印巴边境去，后来逐渐有人向他们打听从哪里能进到这么物美价廉的货，于是新疆商人就把印巴和阿富汗的商人带到了义乌。由于印巴和中亚、中东国家近，互动频繁，后来阿拉伯商人也陆续来到义乌。刘阿訇说：“义乌人民的包容性很强，对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他们不排斥，而且很热情。可能因为他们秉承了义乌‘鸡毛换糖’的传统，只要能一起做生意一起发财，其他都不是问题。现在的义乌堪称古代丝绸之路的现代版，贸易非常繁荣。”

这一点也得到义乌本地生意人的证实。从事灯具生意的邓文昌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阿拉伯商人确实给义乌带来了商机，他们大多都是往国外出口成品，自己开工厂生产的毕竟还很少，所以需要从我们这里大量采购。做日用品生意的刘翠玲说：“我们以前都是直接出口到国外的，现在也卖给义乌的阿拉伯商人，两种都做，有钱大家一起赚，没什么竞争。事实上，义乌人民还是很欢迎他们的。”

据刘阿訇介绍，十几年前来义乌的阿拉伯人很少，当时红楼宾馆有个房间是礼拜处，专供他们做礼拜用。2002年以后，义乌的外贸生意越来越好做，阿拉伯商人为了扩大规模不断把家乡的亲朋好友接过来，礼拜处便搬到了南门街的四间小平房里。到了2007年，常驻义乌的阿拉伯人更多了，很多穆斯林不得不在马路上做礼拜。2008年，义乌市政府把一家倒闭的丝绸厂的厂房拿出来供穆斯林做礼拜，穆斯林后来又建成现在气势宏大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可容纳五六千人做礼拜。但建好没两年，做礼拜的人多得又来到寺外草坪上，赶上古尔邦节，周边的街道上也都挤满了人。

看病没问题，子女教育有点头痛

在义乌稠州医院，维吾尔族姑娘古兰丹是阿拉伯商人的贴心人。古兰丹从部队退伍后到稠州医院工作。当时有阿拉伯人来看病，可又不会说汉语。看到很多来自中东地区的商人和他们的家属很着急，古兰丹就自学阿拉伯语和其他一些小语种。很快，慕名而来的阿拉伯患者到医院就先找她。古兰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的办公室本来在三楼，后来找我的人太多了就干脆搬到一楼来。因为位置显眼，患者一下能找到我，他们先跟我说说病情，我再陪他们一起去找医生。”古兰丹说，时间长了他们有的会说汉语了，路过她办公室时也喜欢进来聊聊天，彼此越来越熟。

据古兰丹介绍，十年前只是偶尔有阿拉伯妇女在这里生孩子，现在平均每周都会有六七个阿拉伯婴儿在稠州医院出生。为了让阿拉伯产妇更放心，稠州医院特别为她们准备了“特间”，这种房间类似于单间，配有厨房、卫生间、小客厅和卧室。医院现在不仅有古兰丹这样的“翻译”，有些地方也有阿拉伯语的指引，再加上会说汉语的阿拉伯人越来越多，曾困扰阿拉伯商人和他们家属的看病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眼下让诺曼等阿拉伯商人挠头的问题主要是子女教育问题。义乌现在只有7所针对阿拉伯孩子的私塾，孩子们暂时可以在没有营业执照的老师那里学习《古兰经》和阿拉伯语。诺曼说：“我们阿拉伯商人考虑过一起出资建一所阿拉伯学校，但具体怎么操作还在摸索当中。听说现在义乌政府正考虑在国际学校里开设阿拉伯语班，这很让人期待。虽然我们决定扎根在中国，但也不希望阿拉伯文化失传，两者都能得到继承是再好不过的了。”

对“一带一路”有很多期盼

在“一带一路”战略合作过程中，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往来和互动会更频繁。伊拉克商人扎纳希望中国政府能借此放宽对外国人的签证限制。扎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人，不管来中国多少年最长只能得到一年的工作签证，这样一来总是要在签证到期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各种材料，太麻烦了，“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对那些年检信誉好、按要求纳税的公司适当延长签证时间”。

在义乌，商人们也在议论2015年会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年份，并有很多新的期盼。对此，王文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包括阿拉伯商人在内的外国商人都很有吸引力。他认为，随着人员往来的频繁、人民币受欢迎程度提高、铁路和陆路交通的便捷，双方在外交和金融领域的沟通渠道会更畅通，而且阿拉伯商人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比较长，对彼此的文化习俗相对比较了解，做生意会更踏实。